包公老爺和城隍老爺(造繩巷)

包公老爺和城隍老爺(造繩巷)

造繩巷裏的金石大廈自一九九零年代落成後即供奉了包公老爺和城隍老爺。這兩位人民偶像名鐫金石，前設條件當如曹植所言：“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一言蔽之就是造福萬民。包拯不單留芳史冊，還傳頌民間，可堪代言“金石”，乃至於歷代父母官的傳奇事蹟都附會其名下。反而城隍行善往往不欲人知，鮮載史冊，但留白也可能產生副作用，例如掌故家連年議論澳門城隍是否姓張名之洞，糾葛至今難下定論。城隍隱匿大名更可能觸犯了孔子察微之誡：“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如果史冊不記忠良，只駡奸臣，豈不變相為遺臭“揚名”？張之洞後澳門再無可堪問鼎城隍的偉人，莫非事出有因？

《包公案——百家公案》為解決此悖論創造了一套邏輯，例如“怎禁着包太尹日久於城隍司裏追並，城隍只得再通龍君。龍君閉上各海門尋捉”，“拯云：‘請城隍赦爾解之’”，或題詩解說：“妖精迷人真異事，包公清鑒斷分明，城隍本自無私應，拿縛當廳正典刑。”城隍是任職陰間的職業判官，專門協助凡間包拯，以裏應陰陽、外合人神的方式緝凶，奸臣鬼怪兼治。小說家著述這些事蹟旨在教化風俗和娛樂大眾，所以將功績全部記在主人翁頭上，跑龍套的城隍毋須累贅列名。

再者，《明史》記載洪武年間各處城隍獲分階賜封，“京都為承天鑑國司民升福明靈王，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為王。其餘府為鑑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為鑑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城隍納入國家官制，祂履行職業責任沒必要大書特書。倘若個人有特大善行，則可結合“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或遷就附會，各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等習俗後，專祭個別任職城隍的善人。總之，城隍已向社會廣大先賢“開放”，所以宋燾到陰間投考城隍成就了《聊齋志異》開首名篇。

死後遠赴地獄參加科舉選拔的故事雖然離奇古怪，但也體現中國人追求成文而公平的法度，超逾了塵世和地府的隔閡，更勝於迷信天理遁環。《聊齋志異》亦提及粵東城隍明知老龍船戶是無頭冤案的兇手，也要迂迴地報夢巡撫朱公徽執法，作者托詞“公至則鬼神效靈”，實質說明天上神靈不如在世清官。倘若塵世有道，天下太平，何來冤鬼找城隍？反之，民間流傳的《龍圖斷郭槐》眾多版本中有包公和仁宗皇帝分別假扮成地獄判官和閰羅王審判“狸猫換太子”的情節，包公縱有通天神力也須克制慎用，避免驚動冥府越界執法——人世事，陽間審；鬼神案，陰府理，政治倫理分明——況且狸猫換太子只是元雜劇《趙氏孤兒》改頭換面，其史實原形更可上溯《史記》中的下宮之難。包公經粉絲杜撰獨攬美名，竟譖越一眾捨身拯救趙氏孤兒的先烈，九泉之下必感汗顏愧疚，直想商借“城隍”名號當作遮羞布！

總言之，民間信俗混雜信史、傳說、宗教、文學等元素建立起來的“金石大廈”中，英雄無名灑脫，社會自有一套公論，與升天封神旨在教化，雙線而行。揆諸今日法治重於人治，制度運轉就毋須倚仗代言人了。所以，包公和城隍兩位老爺長立於造繩巷中，非為人“造”榜樣，而是立“繩”規，叫龍的傳人繩其祖武，規行法治。